我们知道：某种文学理论的产生，首先与产生这种理论的创作实际密切相关。然而它在形成和演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艺术等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，所以在阐释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时，必须充分考虑到各个时代对文学理论观念产生巨大影响的各种因素，运用多方面的知识，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和探索，才能客观地展示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发展与演化的整体风貌。在这方面，周勋初先生的《中国文学批评小史》（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）便是一个成功的范例。
多方面、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法，使全书有点的透视，又有面的剖析；有纵向的叙述，又有横向的展示；有哲学上的宏观把握，又有史学上的背景分析；有文学理论上的精密阐释，又有美学上的细心品味；同时又保证在多层面、多角度的综合分析的基础上，最终具体归纳、落实到文学批评本身，抽象出客观的结论。例如本书第三编“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”和“王国维资产阶级美学之大成”等章节，文学和史学水乳交融，美学的品味与哲学的思辨相得益彰；不仅显示出作者触类旁通的通才达识，而且其结论特别深刻精到。
当然，多层探索、综合研究这种治学方法并非今日才有，当年不少国学大师皆以此擅长。如陈寅恪在治学之时，沟通文史，融为一体；以诗证史，以史谈诗；又常常熔文、史、哲三者为一炉，以至于沟通古今，融合中西，为后人治学开辟了新的途径。可惜这一良好的学术传统并没有被发扬光大，随着学术研究专业分工的日益细密，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治学路径几乎难以为继，以至于在一门学科之中古代与现代有明确的疆域，宏观与微观有各自的分工；有的一人一家，甚至一部作品便成为一个学者的终生专业。这当然也有其合理性，但却容易造成孤立、片面的毛病。周勋初先生特别倾心于陈寅恪“综合研究与触类旁通”的治学方法，曾对此进行过精要的总结：“陈寅恪学问渊博，考察某一问题时，浮想联翩，触类旁通，新的见解层见迭出。在他的笔下，史学和文学的特点如水乳之交融。”（见《当代学术研究思辨》）。从《中国文学批评小史》和周先生的其他学术论著之中，我们不难看出他与陈寅恪在治学方法上的承继关系。不过，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：周勋初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并不是兼收并蓄，不加选择，而是有扬有弃，在广泛、准确地把握文、史、哲等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触类旁通，进行多层面、多角度的综合研究。
